From - Wed Nov 11 15:11:32 1998 Path: bradford.ac.uk!server3.netnews.ja.net!baron.netcom.net.uk!netcom.net.uk!newspump.monmouth.com!newspeer.monmouth.com!newsfeed.berkeley.edu!newsgate.cuhk.edu.hk!newsfeeder.ust.hk!news.cityu.edu.hk!not-for-mail From: MAZMWU Newsgroups: alt.chinese.text Subject: 台湾学者-朱高正 Date: Wed, 11 Nov 1998 17:39:41 +0800 Organiz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nes: 792 Message-ID: <36495B59.4D61B181@cityu.edu.hk> NNTP-Posting-Host: 144.214.74.39 Mime-Version: 1.0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iso-8859-1 Content-Transfer-Encoding: 8bit X-Mailer: Mozilla 4.03 [en] (Win95; I) Xref: bradford.ac.uk alt.chinese.text:212892 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当代意义(转贴) Member of LinkUnion - Click Here to Join [ 所有跟贴 ] [ 加跟贴 ] [ 论坛主页 ] 作者：朱高正 (送交者: ki) 1998年11月09日20:18:43 于 [万维读者论坛] 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当代意义 　　八年前，台湾大学学生代表会举办纪念「五四」的活动，笔者应邀做一场专题讲演，针对「五 四」以来普遍存在於我国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做一纲领性的批判，并提出「重建中国文化主 体意识」，做为文化再启蒙运动的鹄的。今（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举办创校一百周年 校庆，笔者应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先生之托，专程携带贺函前往北大。想起百年来中国知识 分子在动汤波折的历史进程中，为追求国家现代化而披心沥血的种种场景，不禁百感交集。 兴民权，立宪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新政的产物。当年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维新，誓「不为亡国之君」。於是创办京师大 学堂，以开「自强育才」之风气，如梁启超所言，「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可惜新政仅及 一百零叁天即告结束，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 子问斩。胡适因此称北京大学是新政的「遗腹子」。 　　京师大学堂於一九○○年因义和团之乱，暂行裁撤，紧接着八国联军横扫北京，学校设备全毁， 直到两年後才再复校招生。北京大学的校庆原为十二月十七日，根据胡适「小心求证」的结果，应 是一九○二年复校的纪念日。如今，北大校庆改订为五月四日，其意义当然更为重大。波澜壮阔 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转捩点，而北大的百年史正是知识分子献身於国家现代化 事业的最佳见证。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原点：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列强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 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掠夺市场、扩张殖民地斗争的新猎场。为因应西方「大炮之精 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李鸿章语），清廷内部的洋务派於是兴起。洋务运 动先是以「自强」为名，开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各省机器局等兵工厂，之 後又以「求富」为名，创设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可是，很不幸地，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一役，矢志追求船坚炮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日本将清廷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视为「天赐前鉴」，於是有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颁布新政 体，「广兴会议，万机决於公论……求知识於世界，大振皇基」的决策。明治维新的成就以及甲 午战争的惨酷教训，又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切反省到洋务运动之不足。物质建设既不足以抵御外 侮、保国卫民，要维系国家的命脉，只有「变法」一途，也就是推动兴民权、立宪政的政治改革。 知识青年大结合 　　一八九五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时，正是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康有为、梁启 超名列其中。五月一日，康有为邀集各省举人，宣读由他起草的万言书，签名者计有一千叁百馀人。 翌日，康有为等人将万言书进呈朝廷，这也就是史上着名的《公车上书》。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胶 州湾（即青岛），举国震动。翌年初，岁次戊戌，康有为在各省知识分子簇拥下，组织「保国会」， 参与的官员和民间维新人士计有二百馀人。康有为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开头即谓：「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 牢中之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国难当头的凝重气氛。 　　如上所述，维新运动是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起於甲午战争，终於戊戌政变。慈禧对维新人士 的网罗和狙杀，使得当初主张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模式施行君主立宪政体的知识分子大失所望，如果 将兴民权、立宪政的理想再寄望於开明君主，无异缘木求鱼，於是政治改革要求日趋激烈。而八国 联军与辛丑和约的刺激，更是火上加油，爱国知识分子遂纷纷放弃改革，走向革命，要求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 　　孙中山早於甲午战争之际即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更结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成立 「中国同盟会」。先前的革命团体山头林立，多以省籍为区分，至「中国同盟会」才整合成全国性 的革命组织，这可说是中国革命青年的第一次大结合。孙中山也首度提出「中华民国」的国号，做 为革命建国的目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但是清廷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内有 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南北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瓜分，中国依然处於备感窘辱的半殖民地 状态。於是有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知识青年再一次大结合。 　　五四运动固然指的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青年学生反日示威游行，但是正如同戊戌新 政须往前追溯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也须往前追溯到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的 签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藉口履行协约国义务，派兵强占青岛。翌年一月， 其驻北京公使迳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蛮横要求。袁世凯为交换日本支持其称帝的野心，竟率尔接受 此一被视为「国耻」的勒索。国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激愤自此引爆。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确 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更使得此一情绪达到最高潮。而北洋政府内政纷扰、外交无能 的窘境更是暴露无遗。知识青年持续的抗争，造成国人普遍的政治觉醒，而国家统一的要求更是日 趋炽烈。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叁年，方才告一段落。这一年，国民党在国家统一 的大目标下，宣布联俄容共，从而奠定北伐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在誓师典礼上发表如下宣言：「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叁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 家及人民利益，故必集中革命势力於叁民主义之下，乃得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其中，「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正是对五四运动的具体回应。 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 　　「五四」有两层意义，其一是爱国主义的发扬，也就是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总诉求可概括为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其次是思想的启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口号就是 「民主」与「科学」。前者可谓是延续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愿，後者则有其不同於 以往的全新内涵，它是新时代的产物。诚如李大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不是几个青年凭空制造出来 的，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亦即民国初年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与清 廷时期比较，已有重大转变，民族资本和劳工阶级皆有显着增长。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对 社会上有别於往日的精神面貌，自然需要一套新的思想文化以为因应。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於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首揭民主 与科学的大旗。《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李大钊、胡适、刘半 农、钱玄同、鲁迅等人先後加入编撰的行列。《新青年》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的〈 文学革命论〉、〈偶像破坏论〉以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先後在《新青年》上刊登，有关 社会主义的介绍和讨论也陆续出现。当时，尽管以新文化运动为号召的刊物如雨後春笋般涌生，《 新青年》却已定下了基调。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即是一个启蒙运动。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现代化，首先必须改造国民性。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一个人要从归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所谓「未成年状态」乃 是指若无第叁者从旁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状态。而「归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状态」，意指： 并不是因为其心智尚未成熟，而是因为缺乏勇气和决心，以致不敢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 要鼓励每一个人敢於认知、敢於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鼓励每一个人──不管其职业，不论其 贵贱──针对可以公开评论的事物，去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只有每一个人敢於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 看法或感受公开表达出来，别人才有机会针对他的看法或感受予以公开批评；而他也才有机会，针 对别人对他的看法或感受所做的批评再予以公开批评，一个公开论辩的情境於焉成形，这才是一个 开放的社会。 　　换句话说，启蒙鼓励大家不再依赖他人，自己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勇敢站出来，面对世界， 同时也对自己的所思、所欲、所言、所为负责。他不再是别人的未成年子女，也不是别人的奴隶， 他是他自己的主人翁。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其实已为康德的定义做了相当好的诠 释，他说：「解放云者，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 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 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 他人之理。」从这段文字可见陈独秀对於启蒙与独立运用自己理性於生活实践的关系，已有相当 清楚的认识。 期待文化再启蒙运动 　　然而，新文化运动「扫除蒙昧，启发民智」的素朴启蒙理想，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焦虑情境 下，并没有舒缓从容操作的空间。救亡的急切往往使得「五四」人物在理性思辩上只重视其效用， 而忽略其本义。从大时代的脉络来看，新文化运动中会出现「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激情 口号，也许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的思潮中，「民主」与「科学」是舶来品，Democracy是「德 先生」，Science是「赛先生」，两者是当代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价值。因此，从西方国家扬威四海 而中国积弱闭锁的现实经验来看，「全盘西化」这一偏激口号中所蕴藏的向西方学习的内涵，未尝 不是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最便捷的途径。此外，当时的革命青年普遍将中国的衰败归咎於旧王 朝的封建体制和贪腐成性、阿谀成风的官僚，并认为旧体制的权威正是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而传统文化又以孔教为代表。因此，陈独秀说，「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李大钊说，「孔子者，历代君王专制之护符也。」□可见，「打倒孔家店」所传达出来的讯息， 实是对封建体制的厌恶以及对权威的不满。李大钊很清楚这种反传统文化的逻辑，他说：「故余之 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也，乃 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五四」思潮的形成，有当时的时空条件，如今时过境迁，尽管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热情未减， 我们面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理应重新评估。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 其间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共是七十九年。从「五四」这一中 国现代史的转捩点算起，一直到当前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周年庆，同样也是七十九年，其间则经历了 联俄容共、北伐、清党、抗日、国共内战到两岸对峙。笔者期待现在是一个新的转捩点，在传统文 化已无需成为封建体制的代罪羔羊、在知识菁英与西方文明已有一段长时间的对话、对於民主与科 学的内涵也有更贴切了解之後，另一波文化启蒙运动也许正蓄势待发。 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笔者曾经提出「重建文化主体意识」做为文化再启蒙运动的目标。对个人而言，主体性的突显 是表现在认识自己、批判自己、超越自己、从而创造自己；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则是表现在认识 传统、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的过程。 　　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民族，知道面临问题时，如何衡量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能力，知道审 时度势，深入大环境，而後将问题加以解决。百馀年来，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几近沦丧，因为我们 面临问题时，并不是自己直接掌握。由於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於是挣扎於中体西用、全盘西化、 留日派、留德派、留美派、留俄派……的纠结之间，政随时转，缺乏一贯的立场。谁掌权，就由谁 决定使用哪一派的解决模式，其结果常是偏执自是，或是藉机结党营私。 　　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在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就不再只是优劣或取舍的问题，而 是彼此之间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在引进一套制度之前，一定会先做比较制度的研究，知道某一套制 度在哪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哪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下，用来解决哪些问题。我们 在学习别人的制度之前，总要先确立一个大方向；既然有必要引进新制度，就要有能力将现有的制 度做合目的性的调整。同时，我们也能够不卑不亢地面对自己的文化，体认到我们绝不仅仅是传统 文化的承袭者而已，我们更肩负着检讨、批判、创新文化的责任；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无意识地承 受传统文化的「客体」而已，我们更是重新评价传统文化，进而开创新文化的「主体」。如此的传 统才是活的传统，如此对过去的传统文化负责的文化创造，才是真正的文化自由创造。而这一切， 得从唤醒全民族有意识地接受，有意识地承认我们传统文化之为我们所固有、所独有的做起。 　　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是海峡两岸知识菁英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由於两岸长期隔阂，尤 其自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更由於意识型态的对立，中共内部有反右斗争，台湾当局 则在全球冷战体系中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全面执行非共化的政策，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上一切 皆以「反共」、「仇共」为主轴，终致国民党史官刻意扭曲或隐匿中国现代史的真相。经过五○年 代白色恐怖的全面肃清，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任何人、事、物，几乎被清除得一乾二净。几十年严酷 反共政策的积累，使得台湾当代的知识菁英在世界观、在知识的领域上，都产生难以弥补的空白。 即使在戒严体制解除，政治逐渐迈向民主化之後，其後遗症仍然历历可见。 社会主义遭到无情涂抹 　　而「台湾意识」原是渊源於日据时代知识青年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抗争。和维新运动、 五四运动一样，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基於共同悲愿、基於历史责任感而产生的自主性大结合。他们或 是抱持深厚的汉民族意识（如蔡培火、蒋渭水、陈逢源），或是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信仰（如连温 卿、王敏川、杨逵），都是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对社会上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又有强烈 的正义感。谁知，台湾社会自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走向民主化之际，本土意识抬头，不负责任的 政治人物遂竞相以民粹式的煽情言论吸引选票，在各政党相激相汤之下，「台湾意识」在有心人刻 意扭曲之下，竟质变为「台湾独立意识」。□ 　　台独论者向来就与美、日强权有相当温存的关系，崇美媚日乃其日常行径，「反帝」思想於他 们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台湾长期反共仇共的教育，又使他们对日据时代左翼青年的信念及活 动毫无所知。 　　对台湾本身历史的扭曲与疏离已是如此不堪，更甭谈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了。台独意 识的高涨，国民党史官要负绝大的责任。他们对近百年的历史肆意窜改、杜撰、隐讳，使得台湾同 胞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仅能止於一知半解。尤其在反共的大旗之下，凡是涉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 成长的部分，均遭到无情的涂抹。台湾知识界对「五四」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主要正是因为「 五四」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酝酿期。「五四」之後，社会主义即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从此 以後，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即不可分割。我们可以说，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无 从了解当代的中国。 　　舍弃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台湾同胞对现代中国根本无法做全面的了解，从辩证观点来看，「部 分」与「全体」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两者的存在是互为条件的。没有「部分」，「全体」就难以 想像；没有「全体」，「部分」就不成其为部分。「部分」乃瞬间的「全体」，「全体」乃长时段 的「部分」。缺乏对「全体」的关照所了解到的「部分」是片面的，同样，缺乏对「部分」做深入 的认识所了解到的「全体」也是虚妄不实的。吾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建立在一连串「部分─ 全体─部分─全体……」的无止境辩证超越之上。□ 　　也就是说，部分与全体不能分割，舍弃部分，即没有全体；舍弃全体，就没有部分。对部分的 理解，是建立在对全体的掌握上，反之亦然。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两岸的关系，我 们会获得更清楚、更丰富的面貌。 谁还找得到「叁民主义」的影子？ 　　国民党史官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史实蓄意遮掩，不仅使台湾同胞对中国现代史的认知产生 知识上的断裂，同时也由於自我设限，对世界局势无法如实掌握，以致窄化了自己的世界观。最严 重的是，早年国民党的多位领导人也曾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思潮当中，一旦刻意将此一部分抽离，国 民党本身也难免自我蒙蔽、自我扭曲。而长期的蒙蔽与扭曲，将导致自我否定或人格分裂，这也就 是国民党当前的状态：一人独断、狎佞当道、官箴荡然、贪渎成风。在国民党内部，谁还找得到「 叁民主义」的影子？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上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重要的是在於改变世 界。」他死後，这一句话做为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後，会那麽快成为知识 界的主流思潮，当是其革命实践的性格正好呼应了当时知识菁英救亡运动的激情。在他们躁动的年 轻心灵里，已迫不及待地要改变那个强权侵凌、国贼当道的世界。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给 予苦闷的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列宁首先伸出友谊的双手，宣布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权，更赢得所 有中国人民的肯定与欢迎。当时在那一片被帝国主义和军阀践踏蹂躏的大地，正好是最适合社会主 义酝酿、生根、成长的沃壤。 　　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也就是「五四」青年在北京游行示威之际，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长文，首度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一九二一年初，第叁国际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抵达 中国，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热诚接待。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 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积极的共产党员，也是理论的先锋。一九二叁年一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 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十月， 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到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确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叁大 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这几个字，曾写入国父遗嘱，後来被国民党史官硬行删除。 由此可见，我们在台湾所读到的历史，连国父遗嘱都可以被窜改，遑论其他！ 　　虽然孙中山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叁民主义的好朋友」，容共的政策还是在国民党高 层引起重大的争议。孙中山、廖仲恺皆赞成，汪精卫、胡汉民则持反对立场。这已为孙中山逝世後 凄厉的「清党」埋下了种子。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改组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 即成为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并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则为候补中央委员。 「清党」杀戮，国共仇恨深植 　　联俄容共带来的立即效益就是黄埔建军。在此之前，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需要用兵时， 都要借助於地方军阀。联俄容共之後，孙中山从苏联取得金钱援助、飞机枪炮以及军事顾问，终能 创办黄埔军校，国民党开始拥有自己的「枪杆子」。黄埔军校初创时，有不少共产党人担任高级干 部，如周恩来为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後来列名中共十大元帅的聂荣臻、徐向前、 林彪也都是出身黄埔。蒋介石能获得校长的职位，正因为他在此之前曾被孙中山派往苏联考察苏联 红军建制。蒋介石当时支持联俄容共，被视为是国民党内部亲苏联势力的代表，有「红色将军」之 称。 　　国民党的联俄容共也许是基於策略上的需要，但是能够迅速在党内通过扶助农工的重大决策， 可见当时的国民党对於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孙中山亦自认为，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可是，随着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日愈惨烈。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因「国民政府主 席」地位之争，双方势同水火。蒋介石则在黄埔内部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 胡制汪。当时的中国依然四分五裂、军阀当道，而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国民党内叁大巨头的 斗争，实不脱军阀占地为王、挟私报冤、交互攻防的行径。 　　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内右翼分子刺杀，背後主谋者指向胡汉民，胡汉民因此被逐 出广州。一九二六年叁月，又爆发「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指为意欲劫持蒋介石的主谋者，於是 被迫出走法国，离开权力核心。这两大事件对国民党日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事实真相却迄今 成迷，一直是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可是，就其结果来看，廖仲恺死，胡汉民、汪精卫相继失势， 蒋介石是最大的获利者。从此以後，国民党内他一人独大，几乎掌握了所有的资源。 　　唯一不在他掌握之内的是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於是，有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从 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血腥镇压左翼群众运动（四一二事件）开始，两个月内，在蒋介石指使下被黑道 暗杀、被军队搜捕杀害或在示威中被扫射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工运人士，根据当时英文媒体《密勒氏 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估计，在五千人以上。□国、共之间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而 往後国、共对峙、内战、相互杀戮的历史场景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部分的诠释，不能舍弃全体而存在 　　蒋介石以对抗苏俄阴谋之名合理化其一九二七年的「清党」，清党後进行党籍总检查，党员重 新办理登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退守台湾，惊魂甫定，即又透过情治单位进行了另一次党籍总检 查，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清党」，也是来台後第一波的「白色恐怖」。翻开一九五○年前半年的《 中央日报》，几乎每天都出现「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之类的标题。在此背景之下，别 说是社会主义，只要有任何左倾思想的嫌疑，或不慎与左倾者有任何关系，恐怕都难逃被网罗的命 运。 　　除此之外，五○年代初期还发生了「吴国祯案」和「孙立人案」。省主席吴国祯和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相继被整肃，这两个案件迄今仍有许多迷团未解，与早年的刺杀廖仲恺案和中山舰事件，如 出一辙。吴国祯、孙立人被清除後，国民党内再也没有异音。蒋介石在台一人专政的态势形成，而 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也大致排除。 　　国民党来台之後，台湾人最痛苦的记忆，无非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和五○年代的白色恐 怖。解除戒严之後，要求追究过失、为受难者平反并还原历史真相的声浪不绝如缕。但是，如果我 们对国民党的了解仅限於其来台之後的作为，恐怕只能捕捉到所谓「历史真相」的吉光片羽，自然 也难以全面平反。但是，部分的平反，并没有办法使该部分的真相重建。因为，部分的诠释，不能 舍弃对全体的了解而存在，对部分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全体充分的掌握之上。 　　譬如，从「部分」来看，「二二八」在台湾通常被理解为族群冲突的事件，由此扩大为台湾同 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对立，也因而成为台独论者广为利用的一个图腾。从「全体」来看，在大时代 的历史脉络中，「二二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根据统计，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 降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宣布动员戡乱，短短两年多期间，全中国至少有十叁省爆发重大的民 变。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中央政府颓腐无能，战後将士复员工作徇私苟且，非蒋介石嫡系者辄 遭罢黜，而沦陷区的接收则混乱失序，放任贪官污吏藉机横徵暴敛，於是民怨四起，纷纷采取自力 救济的抗争。对於蜂起的民众抗争事件，国民党政府非但无力疏导，反而动辄以「防共剿匪」为名， 施予武力镇压。一九四七年的台湾正是类似的情境。因此，二二八事件在本质上应是一场反贪污、 反腐败的民变。 　　当然，做为一场反贪腐的民变，「二二八」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甫从日本的殖民统 治解放出来），也难免存在族群矛盾的部分因素。但是，舍弃全体，而仅追究其部分，最後连这部 分也将失真。在台湾，人云亦云之下，「二二八」恐怕已是一个失真的记忆。 　　对於白色恐怖的回顾亦然。若是不了解国民党从「清党」到「剿匪」的种种历程和手段，若是 不了解美国「麦卡锡主义」在国际反共阵营中的扩张，恐怕无法理解国民党的反共情结。受害者若 是只从自身不幸的部分来看，恐怕只能归咎於情治单位的草率浮滥，以及命运的捉弄。 康有为：「弃台民即散天下」 　　同样的，据此「部分」与「全体」对立统一的概念，来看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度大结合， 台湾与近、现代的中国也是互为「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譬如，维新运动是源起於马关条约割 让台湾。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弃台民即散天下」。之後，又在〈上清帝第五书〉写道： 「割台之後，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自尔之後，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 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而从日本的战略观点来看，攻占台湾，乃为侵略 中国做准备。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所提出的是：「直冲威海卫并攻略台湾方略」□。其前任首相松 方正义则主张：「台湾之於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 过此一门户不可。」□ 　　日本取得台湾之後，果然不断扩张其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一四年出兵山东，翌年提出「二十一 条」要求，终於引爆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大结合。而台湾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若是忽略「 五四」的影响力，便无从理解。 　　一九一九年底，台湾留日学生蔡培火、蔡惠如等人即组成「声应会」，取其与大陆知识青年同 声相应之意。他们研究中文、用中国年号、称中国为祖国□。不久，组织规模更为庞大的「新民会」 出现，并标举「五四」的启蒙理想，创办《台湾青年》（刊名仿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创刊号 并邀到蔡元培的题字），做为在台湾推行启蒙运动的机关刊物。他们更组成「文化讲演团」，利用 暑假返台，巡回全岛，展开文化启蒙的工作。观其讲题，如「现代思想的基调」、「科学态度与日 常生活」、「自由人讲自由话」、「弱者之解放」□。这无不与「五四」所倡议的「民主」与「科 学」遥相呼应。 　　一九二叁年，联俄容共的前夕，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刊物更扩大为《台湾民报》，并逐渐从 半月刊改为旬刊，到一九二五年改为周刊，可见其活动之热络壮大。《台湾民报》以白话文写作， 并大量转载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作品。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与祖国的新文化运动，是 齐轨并进的。而在新文学的创作上成就最高的，当推有「台湾新文学之父」美誉的赖和。赖和於一 九一九年到厦门行医，正是「五四」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他直接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并广为 阅读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赖和的白话文生动犀利，小说讽世、抗争的气味浓厚，正是「五四」创作 者的鲜明风格。赖和对同是医生出身的革命家孙中山尤其景仰，孙中山逝世时，他写下如此哀恸的 挽词：「使这天宇崩，地轴拆，海横流，山爆裂，永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 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包容少数，彰显民主之可贵 　　「五四」之际，台海两岸的知识青年同时推动新文化运动，对启蒙的理想同样抱持献身的精 神，而抗争的对象又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传统的威权。对於当时最动人的口号「民主」与 「科学」，他们应该也有过共同的思考。如今，同样分处於台海两岸的知识青年，对「民主」与「 科学」又有什麽新的认识？在长期的隔阂和意识型态割裂之後，对於德、赛两先生真实内涵的认知 ，究竟是更为分歧，还是有更深的共识？这是我们在纪念「五四」时，不能不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 　　「民主」，在过去「救亡」的压力之下，难免偏重其「公决」（服从多数）与群众动员的层 面，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包容少数」的精神，也就是《易经》所强调的「贵寡」精神。我们常 以为，只要诉诸公决，就是民主。有人甚至认定，所谓民主政治就是数人头的政治。其实不然。民 主的精义，应该是让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公平表达和互相辩难的机会。唐朝政事堂中「贤均从众」的 决策方式，其实就可以做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借鉴。也就是：当政策主张分歧时，各方经过陈述和辩 论，舍弃「不肖」的意见，采取「贤」的意见。只有在各种意见不相上下、难分优劣（亦即「贤 均」）时，才「从众」，也就是采用多数决。 　　民主的真谛是：让不同的意见都有公开陈述的机会，而即使在「从众」的时候，也要对少数意 见有所包容。台湾目前的所谓「民主」，常常动不动就表决，以多数压倒少数。这是「民粹」，不 是「民主」。 　　「少数意见」中的「少数」，可能是进步的少数，可能是退化中的少数，也可能是在可预见的 将来难以分辨其为进步或退化中的少数。对於进步的少数意见，统治阶级若是滥用权力予以压制， 那它将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罪人。十七世纪罗马教廷对伽利略地动说的压制即其着例。若是退化中 的少数，不须去压制它，也必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若是难以分辨其为进步或退化中的少数，能够 尊重它，才更彰显出民主的可贵；因为少数意见的存在，能让多数意见的提出更为审慎、更为周延、 更为完备。 　　民主政治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有私心，可能为恶，也可能犯错。因此， 多数要包容少数，因为有所见必有所蔽，少数极可能就是多数的盲点。我们可以从植林的原理来做 比喻：培育森林，所种的树一定要「杂」，绝不能只栽植同一树种。否则，一旦发生病虫害，必将 迅速蔓延，无一幸免。唯有种得「杂」，有不同的树种穿插其间，病虫害才不易扩散，整片森林方 才得以欣欣向荣。伐木的道理也是一样，若要长期有木可伐，只能间伐，不能皆伐。否则地表水分 一流失，再植树造林，也将难上加难。民主也要讲求「杂」，容许少数意见存在，也不排除今日的 少数，可能成为明日的多数。 「民主」与「科学」在精神上可以互通 　　独裁是民主的对立面。它的先行假定是：领袖的理性是无限的，领袖是全能而不会犯错的。可 是，正如同卡尔．波普(Karl R. Popper)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人会犯 错，只有伟人才会犯下伟大的的错误。」不幸的是，「伟人」一旦犯错，通常是很难弥补的。 　　独裁者要臣民相信他的全知、全能和完全的善意，相信他不会犯错，不仅是能力上不可能会犯 错，内心立意上也绝不会出错。因此，他不须要制衡，对他制衡是对全知全能的亵渎。臣民不能有 不相信其善意的自由，因此也不须要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独裁者自认为是天 生的领袖，跟盲目、无知的群众有本质的差异，他与群众之间，一生下来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民主」与「科学」在精神上是可以互通的。「民主」认为群众与政治领袖的理性同为有限， 政治人物只不过是比群众更专业地投注於政治领域，仍必须谦卑地去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他 的意见只不过是专业者的意见，并非真理。事实上，世间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权威。 　　「科学」亦然。「科学」反对迷信，反对权威，实事求是探求客观规律，任何陈述都要讲求实 证，不能自相矛盾，不得背离思维法则。科学要谦卑地追求真理，但也不承认有所谓的「最後真 理」。易言之，「民主」侧重意见表达的自由，「意见」一时难以在客观上判定对或错。统治者不 能要求人民只表达「对的意见」，因为「对」与「错」本就不该由统治者来决定。「科学」则要求 学术研究的自由，「学术」是独立自主的王国，政治势力不应干预学术。唯其如此，创造发明的潜 能才能无所顾忌地发挥。 　　科学在德文是Wissenschaft，意指一切有关知识的系统的总称，也可译为学术。但近代以来， 「科学」又有其特定的内涵，可分为自然科学（Naturwissen schaft）与社会科学 （Sozialwissenschaft）。自然科学的体系是：先设立某些先行假定，依循一定的方法论、思维法则， 验证於可重复的实验室研究，试图对自然现象予以因果的诠释。 　　其实，自然科学的范型，即是由数学与实验相结合。历史上有名的大数学家，从欧几里德、笛 卡儿到庞加瑞，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定：在数学上，以最少的公设可推出最多的定理，就是一个好的 体系。同样的，就自然科学而言，先行假定越少，发展出来的定律越多，就是一个好的科学体系。 　　社会科学是对社会和人文现象，予以因果的诠释，同样要遵循科学思维的一般法则，但其对假 设的验证，不是通过实验室中的实验，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而实践又具有认知主体的意念及其价值 取向的内涵，比起认识自然现象的法则，要复杂得多。 　　科学的目标，本在於理解宇宙万有，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做一因果的诠释。然则，科学尽管 是探求宇宙万有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却不是唯一的途径。文学和艺术也是致力於宇宙万有的理解。 尤其是当科学碰触到认知主体这种复杂对象时，现有的科学方法尚不足以得出完善的科学认识，更 显出它的某些局限。一个理性的载体（亦即认知主体），固然离不开时间序列当中因果律的规范， 但是，人做为理性的载体，本身也是一个起因者。人之所以为人，就在於，人不仅可以认识法则， 而且还可以选择地运用法则，甚至以意志做出违反客观规律的决定。 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丰富现代化的内涵 　　只可惜，「五四」人物困於救亡图存的焦虑，求功心切。加上杜威、罗素来华，前者倡议实用 主义，後者介绍逻辑实证论，一时之间，对西学本已十分饥渴的青年学子，奔相走告。可是，学生 对两位外来学者也许觉得新鲜，却无从深入其思想内涵，更别提批判地继受了。最後，在「时代性」 要求之下，科学流於偏重其实用价值，更甚者，误入「科学主义」的歧途。科学主义的弊端在於： 不怀疑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先行假定，也否定了做为理性载体的人在其中的能动性。科学因此成为 迷思（myth），成为新宗教，质变为一个非理性的权威，结果是背离了科学的精神。 　　此外，马克斯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生根、发展，一方面是十月革命成功所带来的震撼，点燃救 亡图存的希望，以及苏联放弃在华特权，博得知识青年的好感；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以「科学的」 社会主义面貌进入中国。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也是企图建构一个科学的体系，从经济基础决定论 的角度，全面地对世界史做一因果的诠释。他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公不义现象，举起如椽大笔， 翔实揭发，严加批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使当前盛行於西欧国家的所 谓「第叁条道路」（或社会市场经济），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重大的贡献。要观察世界、了解历史， 马克思的理论不可或缺。但是，从民主和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最後的真理，也不存在绝对 的权威。做为一个科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使其成为教条主义，本身即违反马克思主义。 　　「五四」已是我们中国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五四」也是属於所有青年人的一个重大日 子。每一年，每一次的回顾，都可以提醒我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如何强韧地盘 据着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年轻的心灵。中国现代化的路途何其漫长，近二十年来，大陆实施改革开 放，台湾推动民主化，虽然难免颠踬波折，总是慢慢摸索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然而，追求国家现 代化，「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虽然不可或缺，却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唯有站在「重建 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立场上，才能透过认识、批判、超越、创造的历程，去丰富现代化的内涵。 在中国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当海峡两岸的青年共同回顾「五四」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 个新的时代责任已然诞生。大陆青年要秉持「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精神，积极落实经改 与政改。台湾青年也要更深刻地认知「民主」的真谛，不为民粹煽情所惑，培养包容少数的心胸； 同时，也要寻求一套「科学」的认知方法，对历史、对世界有更宽广的认识，不为狭义、片面的台 湾意识所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路途上，台湾与大陆同为中国不可分割的 「部分」，在彼此宽容而理性的对话之後，终将融为一个「整体」，此一「整体」也就是独立自主 的「中国文化主体」。两岸人民终将站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携手走出百馀年来的屈辱，迈向振兴 中华的光明前景。 注释： ◎见〈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批判〉，收录於朱高正作品精选集第一卷 　《现代中国的崛起》，学生书局，台北市，1996年11月。 ◎贺函内容见吴大猷〈弘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衷心的祝祷〉，《传 　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五期，1998年5月。 ◎见孙广德着，《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p.105，台湾商务，台北市，1982年5月。 ◎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重刊於《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四期，1998年4月号 。 ◎胡适遗稿，〈北大的校庆究竟应该在哪天？〉，原载《民主潮》第十一卷第一期，1961年1月， 　重刊於《传记文学》1998年4月号。 ◎《中外改革通鉴》，p.437，南海出版公司，海口市，1993年。 　同上，p.238。 ◎〈敬告青年〉，原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後收录於陈独秀文选《德 　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 ◎〈复辟与尊孔〉，原载《新青年》第叁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後收录於陈独秀文选《德赛 　二先生与社会主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 ◎〈孔子与宪法〉，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後收录於李大钊文选《向着新的理想 　社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7月。 ◎〈自然的伦理与孔子〉，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後收录於李大钊文选《向着新的 　理想社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7月。 ◎关於台湾意识的讨论，见朱高正〈台湾意识的困境与出 所有跟贴: 介绍作者朱高正给网友 - ki (1305 字节) 11/10/98 (0) 此文有新思.必读为快! - 酒老 (198 字节) 11/09/98 (4) 西方在神学研究和实践方面远比东方完善 /无内容 - 旁观 (0 字节) 11/09/98 (3) 表面热闹,教堂教皇神学,其实几乎等于小学初阶. /无内容 - 酒老 (0 字节) 11/09/98 (2) 东方呢？ /无内容 - 旁观 (0 字节) 11/09/98 (1) 两千年,两本经,两大派,旁系无穷,未见真人 - 酒老 (770 字节) 11/10/98 (0) 加跟贴 ( 请 注 意 语 言 ) 作 者 (必选项): 密 码 (可选项): 注册笔名请按这里 送交者 (可选项): Email (可选项): 标 题 (必选项): 内 容 (可选项): 网页地址 (可选): 网页名称 (可选): 图片地址 (可选): [ 所有跟贴 ] [ 加跟贴 ] [ 论坛主页 ]